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一生都在家里度過，吃我妻子做的食物，聽音樂，和光（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患有智障）在一起，我覺得我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職業。每天早上醒來，我都知道我永遠不會讀完書。那就是我的生活?！?007年，大江健三郎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談到自己的生活。

如今，這生活結束了，大江健三郎逝于3月3日，終年88歲。

在中文世界中，幾乎所有悼念文章都突出了三個標簽：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對中國最友好的日本作家，魯迅的崇拜者。于是，大江健三郎成了“自己人”，真實的大江健三郎反被忽略：

他是啟蒙者。

他的書只寫給自我覺醒的人。

他始終在追問，近代精神為何無法在東亞傳統上生根發芽。

他不斷重寫自己的作品，使其越來越難懂。

在傳統回潮中，他是不合時宜的人。

大江健三郎的創作來自日本獨特的近代經驗。近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但到明治維新后期，“趕超列強”的聲音逐漸壓倒“融入現代文明”的聲音，舊傳統一次次再生，理智的話語一次次被打斷。作為精通英語、法語，且懂意大利語的大江健三郎來說，不得不在兩種語境中徘徊——他聽得懂別人在說什么，可他卻必須用日語寫作。

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有一種欲說還休的滯澀，總也點不透?？蛇@份滯澀又如此珍貴，只要現代化的腳步不停歇，終有一天，它也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痛，成為我們再也走不出的幽谷。

生命可消逝，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將永存，它正在不遠處，等待著真正的思考者、苦痛者和懷疑者。

如果魯迅還在就沒你什么事了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四國島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在家中七個孩子中排行老三。家鄉在山區，大江健三郎稱它是“窮鄉僻壤”，他的家族在那里已生活200年，他的媽媽總說：“我們家的男人總在寫同樣的東西?！钡蠼∪墒羌易逯械谝粋€發表作品的人。

15歲之前，大江健三郎都在家鄉生活。他在小說中常提到家鄉的兩個意象，一是森林，一是鳥。

大江健三郎曾把天皇想象成一只鳥。10歲時，日本戰敗，大江健三郎發現，原來天皇不是鳥。大江健三郎寫過很多鳥，那些鳥沒有具體形象，只是會飛、自由和美麗的代號。

9歲時，父親在太平洋戰爭中溺水而亡。父親沒給大江健三郎留下多少印象——據說他常孤獨地思考，從不跟孩子說話，也不與村民交往。父親喜愛中國古典文學，1934年春攜夫人到北京大學，聽過胡適講座，并喜歡上魯迅小說。這成就了母親對大江健三郎一生的PUA（情感控制）：如果魯迅還在，就沒你什么事了。

“二戰”結束后，美軍到了大江健三郎的小村。課本變了，第一次出現民主、公民、權利等字眼。大江健三郎認為那是他最幸福的時光。

他曾說：“我父親那代人把我描述為支持民主的傻瓜，同時代人批評我無所作為，只會對民主沾沾自喜?！?/p>

著名評論家柄谷行人曾說：大江健三郎看問題，總是從先驗的“民主主義”信念出發，回避了現實。他自以為是新左翼學生的代言人，其實他根本不理解這些學生的真實想法。

人人必須二選一

大江健三郎從小接受啟蒙主義教育，忽略了它與日本傳統的沖突。

啟蒙主義基于理性而形成。在它看來，理性才是合法性基礎，而非傳統、歷史、文化等，后者應受理性的宰治。啟蒙主義將世界分成黑白兩半：合乎理性的與不合乎理性的，正確的與錯誤的，正義的和非正義的，現代的和非現代的……

可現實真這么簡單嗎？

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卻一敗涂地：人與人走向原子態，道德成了私事，安全感、歸屬感、榮譽感、自尊感等人性的基本需求，未因經濟進步而滿足，反而更缺失。

現代性剝奪了個體生命的意義，引人質疑：難道我們活著，就是為了毫無尊嚴地終日奔忙，就是在含辛茹苦中假裝解脫？

這構成了“日本的現代困境”。

上世紀30年代，渴望變革的左派們紛紛“轉向”軍國主義，因為后者承諾了“秩序”和“日本作為國家的面子”；戰后也如此，左翼青年們失敗后，紛紛“轉向”狹隘民族主義。

屢屢“轉向”，折射出“日本精神”的深層困境。

大江健三郎認為，日本人的精神分三層：一是現代主義，二是家庭感，三是天皇制?，F代主義和它依賴的民主主義只是表層，深挖下去，人人都是“天皇制”的死忠粉，精神內核陳舊，使日本無法真正成為現代國家。

麻煩的是，戰后日本備嘗“二等國民”辛酸，學理上的啟蒙主義與現實中的啟蒙主義迥異，撕裂著國民心理。在通往現代性之路上，每個日本人只能在二元中選擇，無多元選擇的空間。

我是一個業余小說家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小說，飽含糾結。

比如《奇妙的工作》，醫院經費不足，決定處死150只實驗犬，工作交給三名兼職的大學生——他們一邊自責，一邊被迫接受，這讓他們根本沒時間去想：自己可能被騙了。這些小說帶有強烈的隱喻色彩，當人們還在糾結于“取與之難”時，世界卻在冰冷地運轉。正是赤裸裸的利益，串聯起貌似理性、嚴謹的現代社會，使它看上去很像尊重道德、尊重人性的所在。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些小說不太好讀。

首先，大江健三郎寫實功力不強，細節偏求異，挑戰了讀者對真實感的理解，經現代語文教學的誤導后，很難進入其中。

其次，黑暗意象太多，有時不忍卒讀。比如《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蜜三郎描述失明經歷時，說：“一天早晨，我在街上走著，一群陷入膽怯和憤怒的混亂中的小學生把石子兒投了過來。我的一只眼睛被擊中，摔倒在地上?！贝蠼∪稍f：“我可能是一個相當黑暗的小說家?！?/p>

其三，大江健三郎不習慣第三人稱，他曾說：“我所有的小說都以某種方式講述我自己，講述我作為一個年輕人、一個有殘疾孩子的中年人、一個老人的想法。我用第一人稱而不是第三人稱。這是一個問題。真正優秀的小說家是會用第三人稱來寫的，我卻從來沒寫好第三人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業余小說家?！?/p>

最后，大江健三郎的隱喻源于日本文化，中國讀者難讀懂。

不走村上春樹那條路

日本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一樣，都是在西方文學的沖擊下形成的。

古代中日都不重小說，將詩歌、散文視為王道。被迫操練小說，更多是為抵抗西方小說沖擊。這種抵抗很難找到傳統資源，有時淪為“為抵抗而抵抗”。呈現在日本小說中，就是“有物語無小說”，作家只會寫故事，不會寫小說。

小說需要故事，但小說更重要的是一種思想方法，是現代人探求真理、正義、自我的一種方式?？纱蠼∪傻睦щy在于：大多數日本讀者缺乏自我，他們如此主動地投身到工作中，終日盤算著出人頭地；他們不加批判地尊奉傳統，喜歡被教訓，不知道如何批判；對哲學毫無興趣，他們重視知識，卻無思辨，只喜歡固定答案。

一旦假裝圓滿，問不出真問題時，小說就失去了立身根本。

所以，大江健三郎常用小說來挑釁、刻意違背人們習慣的小說美學。他曾這樣談到村上春樹：“村上春樹以清晰、簡單的日式風格寫作……這在日本文學界還真是第一次。我的作品已被閱讀，但回想起來，我不確定我是否獲得了穩定的讀者群……我不想寫給大眾，但我想接觸到人們?！?/p>

日本人讀不懂大江健三郎的嚴肅文學，而能讀懂的西方讀者又遠離日本問題。

在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呈現了當時日本被殖民的痛苦。比如《人羊》，主人公“我”是勤工儉學的大學生，初冬夜坐公交車回住處，與幾名醉酒外國兵等同車?！拔摇迸Σ蝗フ腥撬麄?，但他們中有一喝醉的日本女孩，撲到“我”身上?！拔摇北黄韧崎_，女孩倒在地上，遂成“男人打女人”的鐵證?！拔摇北粠酌鈬窍卵澴哟蚱ü?。公交車上還有一名日本教員，目睹了“我”的受辱過程，反而“回給了我充滿責備的目光”。

事后，教員帶“我”去警察局，可過于詳細的講述其實是二次羞辱?！按蜓?，打羊，啪，啪！”的聲音回蕩在“我”的腦海中。

三島由紀夫罵他丑

大江健三郎在大學時代已成名，被三島由紀夫關注。

三島由紀夫是當時日本最火的作家。他創造了一個神話：表現出日本傳統的美，就能贏得世界認可。這很可能是一個幻覺。

大江健三郎和三島由紀夫只見過兩面。沒多久，三島由紀夫給大江健三郎寫信說：沒想到你長得這么丑。二人不再往來。

有“八卦”稱，起因是大江健三郎曾罵三島由紀夫的妻子是“婊子”。但大江健三郎晚年辟謠，稱：“作為一個驕傲的人，我永遠不會使用這樣的詞?！?/p>

二人鬧翻，更可能是三島由紀夫察覺了大江健三郎對啟蒙主義的堅守。作為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三島由紀夫無法忍受對日本傳統的任何懷疑。

三島由紀夫是杰出的小說家，卻為何如此狹隘？

大江健三郎認為，這來自現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三層結構，彼此無法統一，只能用演戲的方式假裝統一。他們沉浸在表演中，似乎越可笑、越反常識，就越凸顯真誠、深情和堅定。

入魅讓三島由紀夫喪失了生而為人的起碼理性，可笑地死去。但三島由紀夫式的迷狂仍在狂奔——在現代日本人心中，傳統依然頑強，不找個偶像跪拜，他們便找不到自己。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大江健三郎堅決反對“天皇制”。他說：“至少在日本，每當我遇到有天皇崇拜傾向的知識分子時，我都會生氣。我對這個人的反應，是控制不住地去煩他，然后打架。當然，只有在我喝多了之后才會打架?！?/p>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江健三郎拒絕了天皇授予的文化勛章，令日本右翼暴怒。

人人都該讀讀《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不好讀，但他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堪稱杰作。

小說的主人公是兩兄弟，即蜜三郎和鷹四：前者對政治漠不關心；后者則是激進分子，參與了反《日美安保協定》運動。運動失敗后，兄弟回到老家農村，想以組織足球隊的名義發起暴動。100年前，日本爆發了“櫻田門外之變”，兄弟二人的祖先試圖刺殺幕府將軍，這推動了日本近代轉型——幕府決定派人去美國學習，并改年號為萬延元年。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反諷了似乎波瀾壯闊的日本近代史。

鷹四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因他騙奸了弱智的妹妹，致其懷孕后自殺。鷹四從小護佑妹妹，沒人懷疑他會做這等惡事。為逃避罪惡感，鷹四決定找一個合理的方式自我毀滅。他的想法是：“不惜投身殺場，毅然采用絕對不正當的暴力。因為我希望接受這種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辯護……”

組成球隊后，鷹四不斷進行“想象力的暴動”，比如組織隊員們去搶劫“超市天皇”。

蜜三郎本是旁觀者。他小時候遭遇暴力，一眼失明。他的兒子一生下來便智障（其實是大江健三郎本人的遭遇）。他的夫人借酒澆愁，成了酒鬼。他的友人則遭暴力襲擊，患輕度精神病，在“微笑訓練中心”療養院中養病——沒想到療養院中的暴力更狠，友人上吊自殺……

讓蜜三郎震驚的是，在鷹四的蠱惑下，老實巴交的鄉民迅速暴力化，即：“黑暗在黯淡的身體四周擴展開來，我在睡夢中聽見竹子被凍裂的脆響……弟弟指揮著這群暴徒。他仿佛與萬延元年時曾祖父的弟弟已化為一體，猖狂地向藏在倉房里的我、母親和那些家中的亡靈挑釁?！?/p>

歷史并沒過去，暴力之蠱仍在心中激蕩。最終，鷹四去世，蜜三郎養育著他的孩子，以及自己的殘疾兒子?！度f延元年的足球隊》以無比勇氣，審視著惡傳統的復活。表面看是人性善在激蕩，可真正驅動一切的是人性惡。人人都在其中，游戲還在繼續。

殘疾兒子是他的藥

中年時的大江健三郎文風丕變，減少了難懂的隱喻和象征，更多從第一人稱入手，假裝成“私小說”。

“私小說”源自法國自然主義，在日本形成巨大的寫作傳統。日本作家會仔細描摹一次飯局中心理的微妙變化，略顯拉雜，但挽救了大江健三郎寫作中缺失的真實感。這些“擬私小說”來自傳統，又有個人創造。更重要的是，沒什么傳奇經歷的大江健三郎可專注去寫一件件小事，更好懂，也更平易近人。

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中，智障兒子大江光經常出場。

大江光后腦天生畸形，不得不接受手術，但手術損害了他的腦部，從此智障。大江健三郎夫婦給了大江光如此多的愛，引導他喜歡上古典音樂。成年后的大江光只需聽幾小節，就能識別出莫扎特的任何作品；他的第一張碟打破日本古典音樂唱片的銷售紀錄。

也有人對大江健三郎這類寫作嘖有煩言，認為他“沒有寫日本受苦的年輕人，只想著自己的殘疾孩子”。

也許，大江光是大江健三郎的藥，無數在人生中得不到答案的人，最終會找一個弱者——一般是自己的孩子——來安放靈魂。大江健三郎曾說：“總的來說，我一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閱讀，三分之一用于寫小說，還有三分之一用于與大江光一起生活?！?/p>

他是一次嶄新的肉身成圣的嘗試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江健三郎曾宣布封筆，可他又寫出《水死》《燃燒的綠樹》《晚年樣式集》等佳作。

在《燃燒的綠樹》中，主角阿吉哥創造了“燃燒的綠樹”教，因反對核電站，惹怒了政府，媒體遂把他塑造成“要炸核電站”“誘騙少女”的邪教教主?！叭紵木G樹”教內部也矛盾重重，成員個個秀忠誠，其實是為權力而暗斗。阿吉哥決定解散教會，并稱各自修煉最宜靈魂，遂一勞永逸地得罪了各派。在阿吉哥去和其他教派談判的路上，被“奪回子女之會”的革命分子亂石砸死……

《燃燒的綠樹》呈現了大江健三郎的解決方案——回歸神道教本來的自由，將每個人還給他自己，而不是被軍國主義征用、歪曲的那個國家神教。然而，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氛圍中，至少阿吉哥的嘗試失敗了。

大江健三郎認為：“在日本文化的基礎上，還有神道教。神道教是一種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簡單信仰。沒有要理問答，沒有神學。那些想要遠離它的人追求佛教或基督教，或者他們尋求獨立思考——就像知識分子一樣。我是一個追求獨立思考的人，一種超越宗教的東西?！?/p>

顯然，大江健三郎依然沉浸在“普遍性”的宏大敘事中，無法應對解構時代的挑戰，但在他的思想與寫作中，洋溢著良知的聲音。作為一個被永恒驅除的現代人，他執著地想象著伊甸園，為此坦然接受萬千折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現代版的《圣徒傳》，一次嶄新的肉身成圣的嘗試。

東亞的現代經驗有差異性，但也有共通性。困擾過大江健三郎的問題，將來可能也會困擾我們。只要不被“好爸爸的典范”“莫言的知音”之類雞湯遮住雙眼，我們就能從大江健三郎的筆下獲得啟迪，就能從他的靈魂中得到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