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南方書寫與澳門文學風采的可能性

澳門是現存于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有東方城邦意義的中西文化合璧且具有相當歷史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關這座城市的“東方城邦”的文化意義和文學意義從來就沒有被真正確認過，更從來就沒有被真正重視過。這是否是造成澳門文學寫作歷史性貧乏甚至匱乏的一個重要原因？

漢語文學概念的提出，告訴我們必須將澳門的文學書寫納入大中華文化圈的漢語寫作中進行總體性的考察，于是，我們除了從明清之際的吳歷、屈大均等杰出詩文領略到漢語文學的時代風采和地域魅力而外，澳門的文學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可謂乏善可陳。進入漢語新文學時期，澳門文學的書寫其成就和影響力無法與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相提并論。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新南方寫作理念的提出告訴我們，考察一個南方城市或一個南方地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對于激發此一地區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影響力具有如何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新南方寫作的當然對象，漢語文學對澳門的書寫應該集中在澳門作為東方城邦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的開掘方面。這就需要澳門文學書寫盡可能豐滿地體現南方特性、南方社會的政治文化特性，發掘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特性所包含的全部歷史意義和地域風采。而要寫出這樣相對豐滿、相對深厚的澳門歷史底蘊，就必須對澳門作為東方城邦的歷史文化性質進行清晰地確認和足夠地重視，否則，僅僅將媽閣當作一座賭城，是無法寫出真正的澳門風采的。

其實，只要認真研究，你會發現圍繞著澳門這個城市的文學寫作在歷史上曾經顯得那么貧乏，澳門文學的文化資源顯得極其單薄，好像除了賭博其他什么都沒有。其實，澳門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城市，具有東方人相當陌生的城邦文化特性。理解這樣的特性才能真正將澳門書寫深入轄區，并且能體現出漢語文學南方書寫的重要特性。

從南方書寫的特征性記憶中可以發現，澳門文學作為東方城邦特有的歷史文化記憶，不僅相當豐富，而且極有價值。澳門文學的個案充分顯示出這樣的文化原理：文學的價值并不僅僅在文學的藝術性和審美性自身，它還必須充任社會的歷史文化記憶功能，比起其他文獻或檔案，文學記憶是最豐富、最生動甚至也是最可靠的內容，因為它既然可以貫通官方與民間，又能夠以最為具體生動的事象與情態、情感狀態的鮮活，為歷史記憶保鮮，具有一般歷史文獻所無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內涵及現場感。對于澳門這樣一個罕見的東方城邦社會文化的標本而言，文學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文化記憶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東方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消減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義，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學生態的活躍。因此，澳門這樣的城邦文化需要歷史記憶的整理，而歷史記憶固然要依仗歷史文獻和檔案數據以及各種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則是它的文學歷史和文學形態。澳門文學在各個歷史階段總體藝術水平不高，但文學歷史和文學形態的如此價值，在整個漢語文學的歷史架構和板塊框架中不容忽視。

一般的文學理論都會片面強調文學寫作的“微觀視角”，細節描寫意味著生動而富有特色。這樣的理論比較符合具有習慣性宏觀視野的大地塊文學，比較能夠救正過于宏觀的敘事對歷史情節和生活細節生動性采取忽略態度的通常缺陷。但對于澳門這樣一個可以說是相當微觀的南方城市而言，太多地強調其微觀細節，往往會讓讀書界對其采取普遍的忽略態度。于是，在漢語新文學世界，一提起澳門就聯想到賭博，一涉及澳門人就關注土生心態，這樣的細節化、微觀化的處理并不能體現澳門敘事作為南方敘事的特質和風采。這時候，澳門這個地理逼仄、歷史特別、人口稀少的城市，要想能夠在南方書寫和漢語文學書寫中體現出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必須“宏觀地”展現足以表現中國經驗和中國歷史文化心態的內容，這樣才可能體現澳門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特性與時代魅力。

明末清初偉大的文學家屈大均，寫了數首影響深遠的《澳門》詩。他的詩之所以影響深遠，是因為他從國家、民族的命運感描寫澳門及反思澳門的歷史，從政治、軍事和社會發展的宏觀意義上把握澳門的文化脈息，因此，他筆下的澳門是中華命脈的一個環節，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隘，在漢語文學世界就具有一種時代性的意義。他的《澳門》之一這樣表現澳門的“雄關”：“廣東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彼鑼懰伎嫉氖鞘匦l疆土，外據洋戎的重大國防問題，以凸顯澳門作為雄偉舶口的重要性。他的另一首《澳門》這樣描寫澳門與大中華的歷史憂患：“山頭銅銃大，/海畔鐵墻高。/一日番商據，千年漢將勞。/人惟真白氎，/國是大紅毛。/來往風帆便，/如山踔海濤?！彼吹降氖恰耙蝗辗虛?，千年漢將勞”，從外國人侵占我國土經商的事實，憂郁地聯想到這種事件的歷史影響，很可能牽連到我國守疆將士千年難熄的戰事。這是一種歷史的巨大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將澳門與大中華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因而體現出豐富的中國經驗，體現出深刻的民族關懷，具有文學史上、文化史上值得長期關注的價值和意義。

二

澳門作為東方城邦的整體觀

在文學書寫方面，必須習慣于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立性、獨特性審視澳門，這樣才可能在中國經驗、南方書寫和時代敘事的角度把握宏觀的澳門。而這種對澳門進行宏觀把握的重要歷史文化節點，就是對澳門進行東方城邦的整體考察。

城邦從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個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區域，即使不是擁有主權的國家，也是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政治實體同時又是一個鮮明的文化區域。在這樣的認識上，歷史和社會文化學者一般將香港和澳門同德國的柏林、美國的華盛頓特區以及英國的直布羅陀同視為主權國家內部的城邦政體。其實，澳門比起這些城邦區域來其城邦特性更加明顯，特別是它既具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意義同時又具有相對完整的文化實體意義，這是一個較為典型的近代和現代城邦的價值體現。

當然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歷史上的城邦概念來完成澳門的全部內涵，但將其賦有的東方特色與西方歷史上城邦社會的特性結合起來考察，應能通向更為準確的學術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對于澳門而言，政治稱謂一直模糊，直至澳門特區政府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確，而關于它的社會地理定位也同樣一直處于模糊狀態：歷史上曾有“澳門鄉”之稱，人們更多地傾向于將它稱為“城市”，雖然如果徑直稱作“澳門市”似乎又顯得不倫不類?！鞍拈T街”的稱呼倒是耳熟能詳，但它并不是一個正式的稱謂，從來不能承擔全澳門的總稱職能。有人曾試圖用“含有邦國性質的城市”指稱香港和澳門①，不僅內涵更加模糊，而且于國家行政體制的政治定位有礙。如果需要將澳門的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將政治稱謂、社會稱謂和文化稱謂統一起來，則大可以將之稱為“東方城邦”。

東方城邦區別于古代西方城邦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它政治屬性的相對減弱與文化生態的相對活躍。

“城邦”一詞是漢語對于西語“polis”的絕佳翻譯，這一詞語至少在漢語中的巨大生命力超過了西語本身。在西語中，它常常指向一定歷史時期和歷史形態下的政體模態，這就使得它天然地帶有厚重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政治性。厚重的歷史感使得它相應地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強烈的政治性常常沖淡了它本應具有的濃厚的文化意味。而在漢語表述中，它就是一種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與古老的政體雖然有一定的聯系——不少人認為，“春秋時代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城邦社會”②，——但是，在現代漢語的學術討論中提及“城邦”一詞，絕對無法直接喚起對于春秋諸雄爭霸的歷史的直接記憶，更不可能為那一時段中國歷史的學術表述所獨占。當然，“城邦”作為一種社會架構體現著不言而喻的政治體式，但在漢語的語感中更多地帶有社會文化的特定性質，這樣的性質不一定與歷史直接相聯系。于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將澳門連同香港這樣的城市與政體合一、政治社會體制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區”，以“東方城邦”作文化和學術的表述，應該是可行的。

作為東方城邦的文化標本，澳門比它的近鄰香港更具有豐富、復雜的現象和更其悠久的歷史；作為擁有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長期獨特性的東方城邦，它的典型意義超過了香港，甚至它的傳統產業結構，它的（與傳統意義上的家族制度聯系更為緊密的）社會分層特性，連同它的精致小巧，都更多地展示出東方式城邦的社會文化特征?，F然，這樣的城邦與古希臘時期的城邦在社會分層等內涵上有著很大差異，特別是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的相對獨立性與古希臘城邦無法同日而語，但即便如此，它的政治相對獨立性仍然長期超過香港，因而在較為傳統的意義上更接近城邦的性質。香港被英國實行殖民統治以后，政治制度甚至社會價值體系存在著“英化”趨勢，其政治地位的附庸性超過相對獨立性。但澳門不同，盡管葡萄牙人對澳門的控制時間比英國人對香港的控制時間長得多，但由于葡萄牙人在政治上“實行雙重效忠”，即一方面宣誓“向葡萄牙國王效忠”，另一方面“受到明清政府的嚴格約束”，甚至，“澳門市政議會在實際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領導下，更多地傾向于接受中國政府的領導”③。在經濟上“只求互利共榮，而不刻意強求建立起政治、軍事或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在文明層面，“葡人放棄了西方列強向來所自居的文化上的中心主義、優越主義、自大主義”④，這些層面保證了澳門政治長期以來既區別于明清政治，又相對獨立于葡萄牙政治，當然與香港政治更相距甚遠。因此，即便是在強調“城邦”的政治屬性的相對獨立性的原始意義上，澳門也比香港更加典型。

當然，作為東方城邦的最典型的代表，澳門所體現的城邦特色或者城邦屬性主要是在文化層面。西方思想家從研究古希臘城邦的學術實際出發，往往都是將城邦社會的政治品性向文化品性方面作推演。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古希臘城邦的重要特點是“城邦空間”（Sphere of Polis）與“家庭空間”（Sphere of Oikos）具有了清晰的界限⑤，這樣的界限保證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可能具有的自由，實際上是使得人們在公共領域的社會生活中擁有足夠充分的私人自由，因而體現出古代民主政體的基本屬性。

作為民主政體的延伸，城邦社會的公共空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壯大。這種城邦空間往往由宗教性公共建筑（教堂、神廟、祭壇、圣殿、公共墓地）、市政公共建筑（市政廣場、議事大廳、大會會場、法庭等）和文化運動場所（露天劇院、公共劇場、運動場、摔跤場、體育館等）構成，它們的基本功能提供古代公眾參與的民主政治和一般社會文化生活的便利。只有在這樣的城邦體制下，政治活動才可能與文化活動合而為一，而且最終取向于文化品質。例如，城邦露天劇場不僅僅舉行戲劇演出，更舉行帶有政治性的文化活動，在戲劇演出的同時可以配隨著政治儀式，包括向犧牲者致敬，對烈士遺屬的撫恤等：“聚集于同一劇場的公民觀看同樣的表演，經歷同樣的感覺。這樣相同的經歷使他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團結的整體，一個區別于劇場之外、區別于其他劇場的整體，它們之間滋生了一種共同的情感?！雹抟怨诺湔挝幕砟畹囊暯莵砜疾煜ＥD公民集體社會生活，城邦戲劇公演活動實際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雅典酒神節戲劇公演活動中諸參與者之種種表現，與他們在城邦公共領域中作為政治行為主體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戲劇公演，反映出古典時代雅典城邦與社會、大眾與精英、男性與女性、公民與奴隸等特定社會關系的豐富性，無異于是對雅典政治真實面貌的生動展現⑦。

對于城邦社會公共空間的考察誕生了對當代社會理論和社會實踐深有影響的哈貝馬斯理論，在這樣的理論中，延伸到近代的報刊、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被理解成在政治上抗衡宮廷文化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學公共領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⑧。在這樣的文學公共領域中，“閱讀公眾的批判逐漸讓位于消費者‘交換彼此品味與愛好’”，因而“文化批判公眾”變成了“文化消費公眾”，即被操縱的公眾，這樣，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或偽私人領域⑨。

這種政治生活與文學生活在公共空間相融合、相趨同的現象，不僅是古代城邦的特色，也是澳門文化和文學的基本屬性。所不同的是，澳門作為東方城邦與西方古典城邦處在反向融合狀態：政治公共領域常常消退為文化和文學的公共領域。

三

澳門的文學公共領域

在所有的人文空域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需要保存自己的文化記憶，而且也有足夠豐富的內容強化這種記憶。一個東方式城邦的區域，蘊含著各種各樣的傳奇、神話、故事，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歷史情感和現實感興，匯合成外延相當明顯的集體文化記憶，這是澳門與其他城市甚至包括與香港相比所具有的獨特之點。包括香港在內，許多城市的文化記憶可能也有鮮明的特性，但卻缺少明顯的外延。

中國傳統生活秩序在香港所遭受的沖擊顯然比在澳門大得多，香港市民社會對于英國文化的認同度，決定了這個現代都市的集體文化記憶外延不會十分明晰。

澳門作為東方城邦區域，與香港相比，其文化外延清晰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也正是這些方面決定了澳門的文化和文學記憶顯得更重要或更有價值：

首先，從澳門開埠或被世人發現的那一時代開始，澳門就是一個籠罩著鮮明文化氛圍的特定區域。史家因謂“在澳門到處都可見到媽祖文化的影響……在葡萄牙語中，澳門之名為‘阿媽港（Amacao）’，或是‘媽港（Macao）’，它反映了媽祖文化在澳門久遠的影響”⑩，或謂“Macau的詞源，足以反映媽祖文化在澳門歷史中的淵源”?。以一種極富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歷史和民俗文化籠罩著整個區域的歷史發現過程，甚至直接作用到原始的命名。固然，這樣的命名所具有的詞源學意義僅能概括這個區域文化現象的一個方面，但它無疑是這個區域文化現象中最富有特征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盡管澳門后來發展成為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文化與媽祖文化、儒教文化、佛道教文化以及嶺南地域文化和葡萄牙遠洋文化多元嚙合、交相輝映的文化雜合體，但媽祖文化的籠罩則是自始至終的文化氛圍，它宣示著澳門文化特有的南國風情與地域特色，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澳門文化的基色和品貌，勾勒著澳門文化的歷史起點和基本外廓。擁有明顯的歷史起點和基本外廓的澳門文化體現著城邦文化而不是一般城市文化的氣勢和魄力，形象與風貌，這是香港文化以及其他區域文化所不具備的。充滿著文化記憶的“出場”或者叫“出世”，使得澳門的文化記憶較之任何別的城市都顯得特別有意義，特別重要，也特別有可能。

其次，在葡萄牙人統治的相當長時期，澳門只是作為“蕃坊”為前者所管轄，并不是殖民地，就是說，葡萄牙統治并不是始終具備征服者的身份在這個城邦中推行他們的殖民政策，在更多的時候，澳門的主權歸宿于華人朝廷，這個城邦社會的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因而并沒有受到葡萄牙人的侵略性改造與顛覆，這是澳門在中國版圖上保存中華傳統文明較為完整和較為清晰的重要歷史原因。明清朝廷對于澳門的管治被歷史學家描述為：“在確保中國在領土、行政、司法、貿易關稅等方面主權的前提下，允許居澳葡人得從借住過渡到租住，并允許掌有對葡人小區內的部分管理權力……”?這充分說明澳門長期處在中國主權下的城邦社會狀態和獨特而獨立的文化生態。同時，又由于長達數百年處于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生態之下，原本就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整合力的中華文化在澳門這塊特殊的區域顯露出更加包容的氣度與活力，它能夠在許多方面與西洋文明和平共處，無論這樣的文明和文化以怎樣的方式和態度逼近自己。當然，在近代以來日趨強勢的西洋文明也在這種生態下面對古老厚重的中華文明有條件地收斂了自己，東西方文明在這塊彈丸之地卻是那么巧妙地、富有歷史智慧地處理著空間的緊張，彼此達成基本的和諧，至少可謂相安無事。對于西洋文明近在咫尺的存在，中華文化必然以一種參照和競生的態勢維持自身的完整，完整便意味著活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文化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完整性、自然性和清晰性，是香港文化所無法比擬的。完整而包容的文化格局，清晰而又有混合性的文化形態，使得澳門的文化記憶充滿著多元的色彩和歷史的力度。

最后，澳門因其物質文化的獨特性和悠久性而被公認為文化之城，澳門主城區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從此它之于世界文化的意義可與羅馬、佛羅倫薩等古城邦差可擬。歷史文化名城的美，一磚一瓦、一木一石幾乎都帶著豐富的傳說，這些傳說組合成整個城市的文化記憶，而這記憶的深度、力度、歷史感和傳奇性，確非一般城市記憶可比。據有關史料，即便是從起源意義上統計，媽閣廟的傳說多達十八種，大三巴的傳說亦有十二種之多。這些在坊間流傳至今而且有時候還不斷變異的傳說，其實就是關于這古老城邦的一種有歷史厚度的記憶方式，它是文化，是文學，也是歷史本身。

就現實性而言，澳門所體現的城邦社會和城邦文化特征也還是較其他城市更為彰明。澳門社會是一個充滿社團組織的社會，這樣的情形反映了這個相對自由的獨立城邦中人們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最起碼的意義上，市民社會存在于有自由社團之處，而不是處于國家權力的監護之下”，這似乎正道出了澳門社會的基本情形。當然，現代的東方的澳門是一個文化性質的城邦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城邦，于是它所擁有的龐大的社團群較少政治色彩而多具文化性質，這并不是說這樣的社團在整體上“能夠舉足輕重地決定或改變國家政策的進程”?，但它們可以在整體上決定這個城邦社會的文化性質。此外，澳門比起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更加典型地處在所謂家族領域和社會公共領域之間的城邦文化狀態；“在一切政治共同體中，城邦一直都被看成是最喜歡言談的”，“在城邦的經驗中，尤其是在源自城邦經驗的政治哲學中，行動和言語開始相互分離，彼此間成為越來越獨立的活動”。這樣的獨立性與城邦文化形成之前或成為城邦文化基礎的家族領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澳門是在著名的家族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城邦社會，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這樣的事實決定了它作為城邦社會的固有的傳奇性和歷史典型性，這樣的傳奇性和歷史典型性需要文學記憶加以呈現，加以還原。

澳門體現東方城邦文化的典型性，可從澳門長達四百多年的“蕃坊”史加以觀察。相對于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史，“古老的”澳門之于城邦文化記憶的意義更加明顯。四百多年政治主權的若隱若現，四百多年文化脈息的連綿不斷，四百多年多元文明的和平競爭，四百多年經濟生活的獨辟蹊徑，使得澳門發育成典型的城邦而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典型的城邦需要典型的文化和文學記憶，澳門需要與這個特殊的東方城邦相匹配的文化記憶，而這樣的記憶之中，文學記憶的意義不可忽略。

城邦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它自身有著不依賴于其宗祖社會的獨立性，這樣的獨特性遠非一般城市甚至都市所具有的地域特色所能相提并論。廣州作為粵地的大都會，其地域特色非常明顯，但它很難與粵地的其他城市拉開明顯的文化距離，無論從外在的物質狀態還是從社會生活習慣和社會文化心理方面，其文化的獨立性無法與澳門相比。甚至香港也是如此，它作為東方城邦并不像澳門這么典型，原因就在于它文化上的獨特性遠遠無法與澳門相比。文化的獨特性主要是通過兩個管道加以體現和展現：一是充滿活力地呈現于社會生活之中；二是生動地蘊含于文學敘說之中。越是獨立性強的文化越需要借助文學記憶的力量加以呈現，越是文化特性明顯的社會生活越能給文學帶來認知價值和魅力。

澳門作為南方城市的歷史文化的性質，是否可以概括為東方城邦，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但從文學書寫和南方敘事的角度看，將澳門這個特別的歷史文化名城進行東方城邦的學理把握，有助于揭示其文化特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養漢語文學家從較為宏觀的和較為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觀照中把握澳門歷史及其獨特性的習慣，進而激發和提高他們從這樣一種宏觀的歷史角度進行澳門書寫的能力。

注釋

①陳剩勇、楊馥源：《建國60年中國城市體制的變遷與改革戰略》，《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

②王秀臣、陳彥輝：《春秋城邦社會特征簡論》，《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③王昭明：《鴉片戰爭前后澳門地位的變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④卜奇文：《澳門模式與“文明沖突論”》，《廣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⑤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of a Category into Bourgeois Society，Boston，The MIT Press，1989，p.3.

⑥黃洋：《希臘城邦的公共空間與政治文化》，《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⑦王邵勵、張季云：《戲劇公演與雅典城邦政治》，《世界歷史》2007年第4期。

⑧⑨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第34-35、205頁。

⑩??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基金會，2008，第1045、46、I頁。

?查爾斯·泰勒：《吁求市民社會》，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175頁。

?漢娜·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