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莉 受訪者供圖

對女性視角的強調，從來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們”的命運，也要看到這個世界是多么豐富、蕪雜、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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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視角并非與生俱來，它是一種價值觀，也是可以學習的方法論?！痹隰斞肝膶W獎得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的新書《我看見無數的她》封面，寫著這樣一句話。

書中討論“文學為什么分男女”“女性文學就是女作家作品嗎”“為什么會誕生女性文學”等“很女性”的話題，也介紹了陳衡哲、冰心、馮沅君、凌叔華、丁玲、蕭紅、張愛玲、張潔等不同時代的著名女作家。但更讓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那些似乎“不那么女性”的人和書。

事實上，書中收錄的小說和電影，大部分聚集女性。魯迅的《傷逝》、艾偉的《敦煌》、張楚的《中年婦女戀愛史》，以及電影《立春》《廊橋遺夢》《推拿》……這些作品的創作者也是男性。但張莉認為，恰恰從這樣的作品中，才能看出普遍意義上的女性命運，以及多數人對女性命運和女性生活的理解，“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藝術作品都具有性別意識，但我們可以用女性視角或者性別意識，去理解和認知”。

作家張楚的中篇小說《中年婦女戀愛史》，講的是女主人公茉莉和幾個男人戀愛的故事，以編年的形式，寫了茉莉不同時期遇到的不同男人、不同愛情際遇。茉莉高中就開始談戀愛，后來遇到戀人進入婚姻，之后離婚再婚再離婚，人到中年又被一個帥小伙兒騙了。茉莉就是這樣一個不幸的、沒有美滿家庭生活的女人。張莉認為，閱讀這部作品可以帶給我們不同的對女性生活的認識——這種不同認識，基于我們如何理解一個女人的幸福。

“如果你認為只有擁有一段婚姻的女性才是幸福的，那么茉莉肯定是不幸的，因為她結婚離婚了兩次，但是如果你覺得一個人一生可能要經歷不同的風景、遇到不同的人，那么茉莉也算不上不幸。她過的是她想要的生活?！睆埨蛘f，“顯然，作者很同情茉莉的際遇，同情當然是可以的，但我也認為，這類女性未必想被人同情。她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她們自己喜歡這樣的生活便好?！?/p>

“同情地理解女性，設身處地地理解女性處境?！边@是張莉在重讀這些作品時，常常對自己說的話。她同時認為，所謂女性視角，要有同情之理解，但這并不是完全代入書中角色。讀作品時，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處境，但也要認識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會關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邊人，以及那些弱勢的人；要站在低微處，注視弱勢者和邊緣人的命運，看到他們的光澤和力量。

比如，我們讀《簡·愛》，總會代入簡·愛的視角，但在一篇著名的女性主義批評文章《閣樓上的瘋女人》中，批評家看到的是那位“瘋女人”——羅徹斯特的第一任妻子梅森。由此，我們打開了理解女性處境、理解《簡·愛》的新角度。

面對經典作品時，前人已經積累了許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認知，讀者敢不敢去打破那些固化的印象、成為一個“不馴服”的讀者呢？

在研究生課上，張莉和同學們一起讀沈從文的《蕭蕭》。大家注意到，小說中，在鄉村語境里，在兩位鄉間男人的講述里，“女學生”是被妖魔化的。但作為聽眾的蕭蕭，沒有被迷惑，相反，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女學生一樣剪頭發、像女學生一樣去“自由”……盡管最后沒能離開村莊，那是蕭蕭運氣不好，但想要離開，則是她主體性的表達。

“蕭蕭的可愛之處，是在聽故事時，選擇了不認同也不服從故事的邏輯。當故事塑造我們、社會規則塑造我們的時候，作為讀者的女性其實也有反塑造的能力?！睆埨蛘f。

如何從女性視角汲取故事的營養、獲得啟悟，是張莉在這本書里試圖完成的?！芭砸暯鞘且环N立場，但也是價值觀和方法論。女性視角的解讀，最終是讓我們成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讀者?！?/p>

張莉在書中強調的女性視角，其實是要站在低微處言說，這是一種有深切人文精神的價值觀。所以，即便像《推拿》那樣不是女主人公的電影，她依然收入書中解讀。在張莉看來，導演婁燁站在弱勢和殘缺者視角看世界，這正是一種“女性視角”的傳達。

改編自畢飛宇同名小說的《推拿》，是關于盲人的電影。電影和小說的追求一致，并不傳奇化人物命運，也不試圖謳歌或者贊美，只是用最樸素的方式去呈現盲人的世界。行走、吃飯、上廁所、上網，都不是問題，生活細節和生活能力并不構成他們的生活障礙，困擾他們的是別的事。

張莉說：“這部電影并不只關于盲人，它關于人，講的是人的尊重、人的平等、人的尊嚴；講的是人如何對待人、人如何理解人?！笨赐觌娪?，許多問題會一起涌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看得見，什么是看不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邊緣……“《推拿》使我們觸及一種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一種面對世界的新視角、新方法——是站在邊緣處的視角?！睆埨蛘f。

《我看見無數的她》封底寫著，“故事不止一種講法，觀看不止一種角度，當你看見她們，從此就能看見更多”。作為讀者，我看見了“她”，就可能看見了更大的世界。

波伏娃曾說，“解放女性意味著不再把她禁錮在與男性的關系中，但并不是割裂這種關系”。伍爾夫也說過，女性的生存，包括女性的寫作，不只是書寫和男性的關系，同時也書寫和女性、和大自然、和整個社會的關系。

讀波伏娃傳記時，張莉想到曾經讀過的一個歷史資料：1955年，波伏娃與薩特到中國，待了40天，去看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做了大量采訪和調查。當時，她跟負責接待的中國作協提出要見丁玲，如愿以償，還到了丁玲家中吃飯、聊天?；貒蟠蟾艃赡?，波伏娃寫出了《長征：中國紀行》，這本書包括了當時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傳記給我的啟示是，一個女人、一個人，如何才能不固步自封、不斷打開自己。比如，到了50歲時，波伏娃認為自己不可能再被別人愛，也不可能愛上別人了，內心深感悲哀，但后來發現不是這樣的。她通過自己的行動不斷地向這個世界打開，然后確認，什么是真正的愛，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生存?！睆埨蛘f，正是這種行動力與主體性，讓波伏娃在男女關系之外成為她自己。

女性故事里有女人，也一定還有男人和世界，有兒女情深，也一定還有山高水長。正如張莉所說，對女性視角的強調，從來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們”的命運，也要看到這個世界是多么豐富、蕪雜、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