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選擇“共生”、非“我”的敘述者與人文主義傳統的重建）

1.跨越精神危機的青春紀念碑

大江健三郎（1935-2023）是不憚于談論自己作品的作家，關于《個人的體驗》（以下簡稱《體驗》）亦曾反復言及。他說：這部小說“是明顯植根于充滿苦澀的經驗之上的作品”[1]。而隨著小說問世，作家所說的“苦澀經驗”已經廣為人知。

事情緣起于1963年6月，大江的長子一出生便患有頭蓋骨損傷，接受手術后仍帶有智力障礙，這使他必須直接面對這樣的嚴峻問題：是否和孩子共同生存下去？大江后來說：“作為現實生活中的課題，我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已能夠妥善應對，而為了確認那意志和行動的意義，我寫了長篇《個人的體驗》?！盵2]由此可知，盡管在《體驗》動筆之前，作為一個年輕的父親，大江實際已經做出了決意和孩子共生的選擇，但他以此為素材寫作《體驗》，卻不是在平靜地追述一個過去的故事。下面的這段回憶性文字表明，即使在小說寫作過程中，生活中的故事也還在進行，并和小說里的故事纏繞糾結在一起：

想起寫作《個人的體驗》的初夏時分，一個午后，窗就那樣開著，綴滿綠葉的樹枝被風輕緩地搖動，在就季節而言還不算很熱的屋里，我汗津津的身體俯臥著，怎樣也無法動彈。帶著從醫院接回來的嬰兒繼續往來于醫院接受診治的日子，特別是這一天，在醫院被告知了一個決定性的情況之后歸來，人一下子撲倒在租住的房間里那張租用的大床上。以前雖然在文字上讀到過這樣的描述：絕望到身子一動也不能動，但當自己實際變成這種狀態時，一邊覺得竟然會真的如此，一邊同時面對站在身后望著孩子的妻子，內心也這樣想：自己所陷入的這種精神狀態，在現時點上雖然已經無法挽回，但在今后決不能讓她第二次看到同樣的丑態。那種全身麻痹的狀態持續了二十分鐘，也許是更長一點的時間。但后來即使兒子身上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問題，這樣的癥狀卻沒有在我的身上重新出現……[3]

《個人的體驗》沒有在雜志刊載，而是于1964年8月由東京的新潮社直接出版的單行本。小說沒有注明寫作和完稿時間，但可以肯定，在執筆寫作過程中，大江也和他在作品里設定的主要人物“鳥”一樣經歷了痛苦的精神掙扎。雖然在實際做出和患病嬰兒共生的選擇上，作家沒有像“鳥”那樣愁腸百結、備受靈魂拷問之苦，但把這一果決行為轉換為體現小說主題指向的情節，對于大江而言卻很不輕松。

如果從1957年發表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算起，至《個人的體驗》刊行，大江健三郎已是擁有八年多小說寫作經驗的作家，這八年間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合計約有十部之多，表現出了相當旺盛的創造力。而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節的設定，大都在表現“二戰”后成長起來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謬和無奈。在第一部小說集《死者的奢華》（1958年3月）的“后記”里，大江曾用“被監禁狀態”“閉鎖的高墻”等詞語描述這種狀態，他的第一部長篇《拔除病芽，掐死壞種》（1958年6月）也同樣以一群少年企圖逃離被監禁狀態的熱望不斷被粉碎為主題。另外兩部長篇：《我們的時代》（1959年7月）和《性的人》（1963年5月）描寫青年一代性的欲望和沖動，筆觸大膽而放肆，雖用意在表現對社會的憤懣和反抗，但所設定的人物卻大都屬于孤獨無助一型，其反抗方式亦多帶著濃厚的頹廢色彩。

此一時期的大江為何采取這樣的感知和表現方式？原因不可簡單而論，但肯定和他當時接受的文學與思想資源有關。而自進入大學時起，大江便醉心于二十世紀歐美現代主義文學，尤其迷戀薩特、梅勒等人，他說：“我是在讀了薩特之后而突然選擇了文學專業，并是寫了關于薩特的文章而在法國文學系畢業的。我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薩特的影子下度過的?！盵4]那時的大江究竟讀了薩特的哪些作品，不得其詳，但從他早期作品經常出現的“被監禁”的意象和主題可以推知，他首先是在一種否定的精神狀態中和薩特獲得共鳴的。

按照法國文藝理論家羅杰·加洛蒂的看法，薩特的第一部小說《惡心》作為“一份真正的哲學宣言”，“是以否定和荒誕的哲學為起點，反對肯定論和價值論的古典哲學”的。而在納粹勢力嚴酷統治、充滿極權恐怖的年代，薩特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所表現出的反叛精神和否定激情，自有其歷史原因，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對薩特來說，這種拒絕，這種否定，就是自由的顯現”[5]。大江健三郎在少年時代經歷過“帝國日本”的思想禁錮，戰后雖感受到解放的愉悅，同時也不斷體會到日漸保守的日本社會令人窒息的壓抑，在如此處境之中，他從薩特文學里汲取啟迪和靈感，無疑是非常自然的。

而同樣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江早期小說的敘述者大都設定為第一人稱，這些不同類型的“我”作為文本里的人物雖然和實際作者的關系遠近各異，但作者的情緒、態度和觀點無疑主要通過這一視角才得以表達?；\罩于大江早期小說里的荒誕情緒使他的敘述者性情顯得頗為單一，同樣，單一視點也使他的小說固化為一種穩定的敘述模式。在此意義上看，《個人的體驗》放棄第一人稱敘事而采用“非我”的敘述者，使之和文本中生活經歷與小說作者最為近似的人物“鳥”拉開一定距離，并使小說情節得以在敘述者和小說主人公“鳥”相互交錯的視點中展開，便不僅僅是作家在敘述技巧上的自我突破，更為其拓展新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敘事學的前提。

《體驗》全書十三章，絕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鳥”面對腦部患疾的新生兒所產生的內心恐懼、掙扎以及為逃避責任所做的各種努力，包括和情人火見子一起謀劃殺害嬰兒的辦法，直至最后一章才陡然轉折，“鳥”終于想要“結束一直倉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決定把孩子送到醫院接受手術，并決意和因此而“可能智力很低”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扼w驗》如此布局，既表現了“鳥”所走過的心靈煉獄之路的漫長，也暗示了長期以“否定性”為文學主題的作家試圖轉而展現肯定性“希望”主題的艱難。大江曾說《體驗》是一部“青春小說”[6]。這應該不僅是指小說寫了“鳥”度過多感的青春時代而最終走向成熟的過程，其中肯定也寄寓了作家對自身的感慨。作家和他的小說人物一樣跨越了現實生活的危機，同時也在文學寫作道路上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對于大江而言，《體驗》無疑是具有多重意義的青春紀念碑。

2.“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

《個人的體驗》于1964年出版后即獲得新潮文學獎，但針對小說最終的情節設計：“鳥”決意和腦部患疾的嬰兒共同生存，卻出現了很多批評意見，連新潮獎的評委山本健吉、中島健藏都認為小說的結尾處理得過于簡單，龜井勝一郎甚至認為大江以此顯露了一種“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7]。作家三島由紀夫亦曾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件事后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里（《寫給那令人眷戀的年代》）。據笠井潔分析，三島主要不滿大江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輕易消解了人物認識與行為的二律背反式命題，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本人長期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8]。這些批評當然給大江以強烈刺激，但他認為小說結尾“鳥”所做的抉擇是勢在必然，當時即撰寫《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9]申說之所以如此設計的依據。后來大江亦曾在多篇文章中繼續闡發自己的觀點，且做了更具理論性的說明，但就文章的構思與表述的精巧而言，這篇短文的特色無可替代，至今仍值得一讀。此文沒有收入大江的各類作品集，似乎也不那樣為人所知，故擇要迻譯如下，以供更多讀者賞鑒。

我覺得，在自己的小說付諸印刷后，最先裝訂出來的幾本樣書寄到手邊的那一瞬間，是小說家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此后的幾天，我一直對自己的小說懷著濃厚興趣，用紅墨水鋼筆在上面寫寫畫畫，或刪削，或用剪刀和漿糊添加進去幾頁，有時還會把書脊扯開，變更章節順序，裝訂出一本自制的新版。但即使我有請求出版社把正在印制的書廢掉重排的匹夫之勇，卻因為沒有證據能夠顯示自制新版會絕對優于將要公開發行的版本，最后，這個私家版不過成了我消磨時間的個人娛樂……

最近，我也把《個人的體驗》做了一冊私家版，做法卻和以往頗有些不同。之所以這么說，是鑒于很多批評家都指責這部小說最后的三頁零四行，便試著制作出了和已經公開刊行的小說結尾相反的、極為絕望的三頁零四行。對待這種幾乎可說是無意義的游戲，我和很多人一樣，多少有些一犟到底的脾氣，私家版最后的三頁零四行，也做得和公開刊本相應部分的字數完全相同。

……

而我的公開發行版和私家版的主人公同樣都是一位叫作“鳥”（bird）的二十七歲青年。他本來準備在情人的幫助下，把被醫生們認為是患了難以治愈的腦疝的嬰兒稀里糊涂地弄死，但一瞬間他改變了主意。曾有評論認為這一心理轉變的機制太過單純而突然，但作為多年來熱心閱讀存在主義小說的讀者，我對這種戲劇性的心理轉變是有固定看法的，認為就應該這樣單純而突然。因此，好像是有意地將錯就錯，在這部分，我的私家版原樣照搬了公開發行版：鳥認為必須把扔在墮胎醫生地下室里的嬰兒救回來，告別了情人，走出酒吧，叫了一輛出租車。那出租車司機以超高速度驅車在雨后的柏油路上疾行，鳥體味到有生以來從未感受到的深刻恐懼……

這一部分，私家版和公開發行版都是這樣的：“鳥點了點頭，走出酒吧。他坐的出租車在被雨淋濕的柏油路上急速奔馳。如果孩子在被救活之前出了事故死了，我迄今為止的二十七年生活就都沒有意義了。鳥想，一種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深重恐懼感籠罩著鳥?！?/p>

我自己認為，在這部分，小說文本世界里的發展趨勢已經被決定了。在此之后，印上兩個星號，又像是把羅賓式[10]的所謂大團圓結局翻譯過來了似的，加上了三頁零四行。如果這部《個人的體驗》不是四百五十頁的長篇，而是一百頁的短篇，我會把小說截止在上面引用的部分，是應該能夠取得必要的效果的，但我在如何處理長篇小說最后的收束上，一直持有固定的看法，如果缺少那樣的尾聲，內心總會覺得小說沒有完結。

而我制作的私家版文本的尾聲，是從鳥乘坐的出租車到達墮胎醫生的醫院門口處開始的，所有的照明燈都熄滅了，夜深人靜之際，鳥渾身被恐懼的汗水濡濕，但他的體內卻奔涌著喜悅的熱血?，F在他的情緒比任何一頁上所寫的心理狀態都更為高昂而充滿肯定。他感覺自己好像是一個正義的劍客，必須在出租車里的恐懼感和現在拍打墮胎醫生的醫院屋門時滿懷欣喜的安心感之間，保持一種緊張的平衡。

院門對面亮起了臟兮兮的黃色燈光，鳥覺得連那燈光也燦爛耀眼，或許是歇斯底里型的視覺異常所致。門開了，醫生滑稽地帶著粉色和白色條紋交錯的壓發帽，一臉不高興地佇立在黃色的光暈里。他感覺像是漫畫里近視眼的昆西該。鳥聲音如歌，說：請把孩子還給我吧，因為我想應該帶去做手術，爭取讓他存活下來。然而醫生很冷淡地回答：

“孩—子？這事情已經結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場的路上。您知道，在這個現實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是沒有可能重新來過的?！?/p>

于是，我的私家版《個人的體驗》至此驟然終結。我喜歡用會話結束小說的方法，這樣感覺很爽。

在公開發行版，嬰兒安全無恙地被鳥取回，年輕的父親把他送到醫院做了手術。經過手術得知，嬰兒的病不是腦疝，只不過是頭蓋骨上生出的腫塊。嬰兒的智能指數可能會很低，但至少能夠像一個正常嬰兒那樣開始他的新生活。鳥夫婦站在眾多嬰兒床中間那個宛如巨大蟲籠的白色床前。鳥重新接受了忍耐這一生活主題，失去了充滿孩子氣的“鳥”的外號。

（對公開發行版的結尾，愚蠢或輕易的大團圓之類的指責，已經成了有關我的小說的定評。這再一次告訴我，在現代文學領域，大團圓是怎樣被視為應該憎惡的敵人。但我并不認為，鳥夫婦撫育智能指數可能很低的孩子，必須不斷地忍耐下去的生活，是包孕在幸福的光芒之中的。我個人從來沒有想到把公開發行版的結尾叫作大團圓。）

那么，這兩個版本的《個人的體驗》，哪一個更為成功呢？我自己很想支持公開發行版，但覺得也許私家版會得到肯定評價，至少，公開版已經遭到為數不少的非難，而私家版則具備尚未被任何人攻擊的優勢。

于是，對公開版的發行負有責任的我必須重新站出來為其辯護。我的自我辯護演說是這樣的：這部小說所有的意象，直到鳥轉向的瞬間，都朝著負的方向、下降的方向傾斜，小說是沿著否定性的下坡一路展開的。

因此，鳥做出決斷以后的三頁零四行的分量，必須呈現出能夠使傾斜而下的小說充分逆轉到正面的方向、上升的方向去的趨勢；必須加重朝著肯定方向上升的砝碼，直到足以恢復小說力學的平衡。在這樣的意義上，我覺得公開版比私家版更為安定。

在我的私家版里，只有鳥坐在朝著醫院疾馳的出租車上的昂揚情緒，還有朝著墮胎醫生鳥說出的一句臺詞里，具有正面要素，僅只這樣的分量，讓人覺得還不具備把這部小說巨大的負面傾斜扳轉到平衡狀態的力量?；谶@樣的理由，即使我能夠獲得這部小說改版的機會，也不會考慮把私家版作為第二個公開發行版。

也就是說，制作這樣一本私家版，這么一個自我辯護味道濃厚的結局，不過是一個沒有多大意義的游戲而已。

3.人文主義傳統的重建

也許細心的讀者已經注意到，在上引大江的自我辯解文章里說到，恰恰是因為“多年來熱心閱讀存在主義小說”，使他堅信“鳥”的“戲劇性的心理轉變”是理所當然的。這提示我們，大江對存在主義文學的共鳴并不限于否定性的一面，至少在寫作《個人的體驗》期間，他已經轉而從中發現了肯定性的資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的這種轉變，和后期薩特自己努力擺脫存在主義的否定性思維，實現立場轉變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如前所述，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本來就是在抵抗納粹運動的經驗中產生的，在作品里展現人之生存的無奈，從另一面說也是在召喚反抗既存現實的積極行動。其次，“二戰”結束不久薩特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已經開始從積極的意義上重新解釋存在主義，而自20世紀50年代起，薩特不僅積極提倡“介入的文學”，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議，站在弱勢民眾一邊反抗國家強權，猛烈抨擊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就像馬爾庫塞所分析的那樣，本來存在主義的思想邏輯很容易導致和既存現實的妥協，但薩特本人選取的思想方向卻是“徹底對抗的道路”，這就使“哲學變為政治學”，而正是“在這種政治化了的哲學中，基本的存在主義概念經由向這種現實的宣戰意識而被拯救出來”。[11]

從這樣的意義上說，青年大江的精神狀態和薩特是頗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說大都以訴說人生的荒謬和無奈為主題，但在同一時期，他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大江大學畢業，正當日本以岸信介為首的右翼政府強行批準《日美新安保條約》、各界民眾掀起大規?？棺h的時候，他積極參加了群眾的游行集會，并發表了《民主主義的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踐踏民意的暴行。同時，大江的視野還擴展到國際，對在冷戰格局中被封鎖的社會主義國家表示了關注的熱情。1960年6月，他參加日本文學家第三次訪華代表團，來到和日本還沒有外交關系的中國?；貒院?，大江參加了一些討論安保斗爭的集會，與多數熱衷評價斗爭勝負的學者、理論家不同，大江把關心的重點放在這場斗爭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跡。他認為，斗爭不會一直以運動的方式繼續發展，生活將恢復平靜，但安保斗爭的影響，也不會因為右翼政府的強壓而消失。

這年秋天，大江參加了亞非作家東京會議，一位非洲記者問道：“通過安保斗爭，從最低限度看，獲得了什么？”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時期著名詩人石川啄木的名言。當時，石川感慨社會的渾濁和民眾的蒙昧，曾憤激地說：“我們日本的青年人，至今還不曾和強權勢力發生爭執?！痹谝昧耸ǖ脑捄?，大江說：“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說，日本的青年已經和強權勢力發生了爭執。我認為，這種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經化成了我們的血肉?！盵12]

就在這一時期，大江嘗試把政治斗爭題材直接引入小說，在日本左翼進步政黨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殺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創作并發表了小說《政治少年之死》，隱喻地表現了這一事件。日本右翼團體對作家和刊登該作品的《文學界》雜志施加壓力，威脅恫嚇。最后，《文學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發表了謝罪聲明。大江憤然抗議，卻引不起社會反響。以后，幾次出版小說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這讓大江切身體驗了所謂自由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僅親近薩特的作品，也親近以斗士的姿態介入社會的薩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應保加利亞作家協會邀請到歐洲旅行，從東歐到蘇聯，年底到達法國，正巧遇到巴黎民眾舉行反對政府建立秘密軍隊（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擠進工人和學生組成的游行隊伍，和法國學生手挽著手前進。在游行的人流里，他發現了薩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訪了薩特。但根據大江寫下的文字看，在采訪中兩人的話題并不特別投機。其時，大江是日本文壇風頭正健的新秀，雖然也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但始終把自己定位在文學家上；而薩特則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學、文學著述，正以一個反抗強權的斗士姿態活躍在國際舞臺上，關心的重點顯然更在政治方面。這次會面，薩特完全沒有談論文學，甚至對曾擔任他私人秘書的約翰·考剛剛獲得龔古爾獎的新作也不置一詞，這頗讓大江感到遺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學道路上，這次和薩特的會面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標志著他們關系的重建。自此，對于大江來說，薩特不再像以前那樣是遙遠的經典式存在，跨越漫長的時空，他們走進了同一時代氛圍。面對同時代的一些問題，他們的觀點明顯存在歧異，但大江也確確實實感受到了薩特的特殊思想魅力[13]。所以，會面以后他仍然關注著薩特的活動和著述。薩特常常成為他做出判斷和選擇的重要參照，反觀自身、自我反思時一根鋒利的針。在寫于1964年的《面對饑餓垂死的孩子，文學有何效用？》[14]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確表述。這篇文章介紹了法國《世界報》登載的薩特采訪錄，以及另外兩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貝爾吉對薩特的批評。論爭主要圍繞文學的目的與功用展開，在回顧自己文學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時候，薩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學絕對化、神圣化的傾向，承認：在饑餓垂死的孩子面前，《惡心》一類的作品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薩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對所有文學家的工作提出的嚴峻質疑。而反彈也就由此而發生。另外兩名法國作家，特別是依布·貝爾吉，在反駁薩特時明確地主張：所謂文學只能是個人拯救的嘗試，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夠得到饑餓垂死的孩子的諒解。

大江之所以重視這場圍繞薩特展開的論爭并專門撰文予以介紹，顯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學理論方面的興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狀態有關。這篇介紹文字的發表時間，正好和《個人的體驗》的出版時間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對“垂死的孩子”，對大江本人而言，既是嚴峻的現實生活主題，也是嚴峻的文學主題，盡管他已經做出了明確抉擇，但誠如《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所說，大江深知小說的結尾并非一般所謂美滿的“大團圓”結局而只是“必須不斷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開始。

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問北京，在一次面向青年學生的講演中，他從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對《個人的體驗》進行了再闡釋。他說，當年面對腦部患疾的嬰兒出生這一現實，自己從大學時期所接受的歐美文學知識，特別是以薩特存在主義為主導的精神訓練突然顯得蒼白無力，他重新學習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傳統，重新建構自己的精神?！秱€人的體驗》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義解體和精神重構過程的產物[15]。當然，大江在講演里所說的，是薩特自己后來也反省的那種“否定性”存在主義。

結合大江的整體創作歷程看，《個人的體驗》無疑是一個轉折的標志，那個被稱為“大團圓”的結局，其實并不僅僅是寫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情節設計，還是大江的思想轉變在文學上的表現，凝結著大江對存在主義的反思與揚棄，對人文主義傳統的再認識。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這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中，大江沒有談自己和存在主義的關系，而是特別強調了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義的影響，這是我們理解大江的思想和文學整體軌跡時應該特別重視的一條線索，并且這不限于《個人的體驗》，也不限于大江早期的寫作，甚至應該包括他那些充滿批評的社會活動。按照愛德華·薩義德的說法：人文主義不是固守某種經典；人文主義就是批評。并且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揭露、發現、自我批評和解放的進程。[16]

2016年12月15日 寫于北京 清華園

注釋

1.大江健三郎《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深重恐懼感籠罩著鳥》，寫于1981年1月，收于同氏《個人的體驗》，東京：新潮社“新潮文庫”，1981年2月，第255頁。

2.大江健三郎《在小說的神話世界里探尋自我》，收于同氏《大江健三郎?再發現》，東京：集英社“昂編輯部”，2001年7月，第26頁。

3.大江健三郎《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深重恐懼感籠罩著鳥》，收于同氏《個人的體驗》，東京：新潮社“新潮文庫”，1981年2月，第253頁。

4.大江健三郎《歐洲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東京：每日新聞社，1962年10月，第175頁。

5.羅杰·加洛蒂《薩特的戲劇與小說是我們時代的見證》，收于柳鳴九編選《薩特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10月。

6.參見大江健三郎《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深重恐懼感籠罩著鳥》，收于同氏《個人的體驗》，東京：新潮社“新潮文庫”，1981年2月，第254-255頁。

7.參見林水?！?lt;個人的體驗>試論》，收于彭小妍編著《大江健三郎——從自我到世界》，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11年。林水福在文中根據《<個人的體驗>選評》（《國文學 解釋與鑒賞》第36卷）撮述了幾位評委的批評意見。

8.參見笠井潔、柄谷行人的對談《關于“結局”的想象力》，東京：《國文學》雜志第35卷第8號。

9.大江健三郎《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文藝》第4巻第2號，東京：河出書房1965年2月。

10.羅賓，法國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創作的系列偵探小說《俠盜亞森?羅賓》里的主人公。

11.馬爾庫塞《論薩特的存在主義》，收于《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_馬爾庫塞文集》，李小兵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第48—49頁。

12.大江健三郎《與強權爭執的精神》，收于同氏《嚴峻的走鋼絲表演》，東京：文藝春秋，1965年3月，第99-100頁。

13.關于這次會面及大江的感受，大江健三郎《歐洲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述。

14.大江健三郎《在饑餓垂死的孩子面前文學有何效用》，東京：《朝日?？?，1964年8月。

15.參見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致北京的年輕人》。

16.參見薩義德《人文主義的范圍》，收于同氏《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朱生堅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第26頁。